“敦煌的女儿”樊锦诗:我心归处是敦煌

2019年10月21日10:17

说起樊锦诗,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比较陌生。但是,说到莫高窟和“数字敦煌”,就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了。

每年,近两百万游客来到敦煌莫高窟,只为一览千年壁画风采。他们赞叹着,心满意足地离开敦煌,奔向下一个景点。又有多少人知道,在这荒漠中,在这绝美壁画和造像背后,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与风沙、洞窟融为一体,数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护着敦煌的735座洞窟。樊锦诗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。人们亲切地称她为“敦煌的女儿”。

樊锦诗成长于上海,北大毕业。生于南国的她,却一毕业就去了敦煌,这一去,就是57年。她60岁受任敦煌研究院院长,80岁退休。在同龄人颐养天年、子女承欢膝下的时候,她拼劲全力把莫高窟的文保事业推上一个新的高峰。

2019年8月19日,习近平总书记赴甘肃考察调研,首站来到敦煌莫高窟,为他讲解的正是年过八旬的樊锦诗。就在同一天,第四届“吕志和奖—世界文明奖”公布获奖者名单,樊锦诗的名字赫然在列,而首届奖项的获得者是袁隆平。9月,樊锦诗被授予“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”国家荣誉称号、“最美奋斗者”。在一年前,她还曾被授予“改革先锋·文物保护的有效探索者”称号。

在如此多的荣誉面前,她却非常谦虚:“我只是沾了莫高窟的光。”“我觉得我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,能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服务,非常幸运。”

这位为敦煌奉献一生的传奇女性,首度在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中,面向世人讲述自己传奇而又简单的人生。说她传奇,是因为“南国的女儿”竟然深扎根在西北大漠中,一生保护敦煌,并推动着敦煌走向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、走向世界;说她简单,是因为她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,那就是:保护敦煌。她说:“我为敦煌尽力了!不觉寂寞,不觉遗憾,因为它值得。”

一生择一件事终老

长久以来,樊锦诗都很神秘。她单纯简朴、低调谦和,将自己隐于敦煌绚烂的壁画图卷之后。面对公众,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,“别说我了,还是说说敦煌,说说莫高窟吧”。这一次,在杖朝之年,她终于决定在书中说出自己与敦煌相守一生的故事。

1962年,樊锦诗同北大的三位同学一起来到向往已久莫高窟实习。这次毕业实习改变了她的命运。毕业后,樊锦诗被分配到了敦煌。

当年的莫高窟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镇,生活条件极为艰苦。住土房,喝碱水。每到夜晚,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,令人不寒而栗。附近土匪出没,工作人员不得不端着猎枪,轮岗值班。

西北粗砺的生活,使樊锦诗逐渐忘记了都市,也忘记了自己曾是“南国的女儿”。甚至半夜老鼠掉落床头,也能掸落老鼠,继续入睡。

家庭与工作,身心两处不能会合,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。首任院长常书鸿,前妻离他而去,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莫高窟生活。第二任院长段文杰,与妻儿两地分居十一年。他们选择了莫高窟,却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。同样的命运也落在樊锦诗的身上。

她与爱人异地恋四年,婚后分居长达十九年。夫妻两地,骨肉分离,她常常自责不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。夜深人静时,常常感觉自己好像被全世界遗忘了,倍感孤独和失落。可是,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,她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。

1998年,她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,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又重新起跑。上任后,她面临了两次莫高窟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不可调和矛盾。第一次是,莫高窟要被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;第二次是,莫高窟被当地政府纳入“大景区”计划。莫高窟如此珍贵、如此脆弱,一旦被用于无限制旅游开发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樊锦诗心急如焚烧、如坐针毡。她拿起法律武器,多方奔走,最终拿回了莫高窟的管理权。

为了保护莫高窟、防止同样的事件上演,樊锦诗把《文物法》和《旅游法》全部研究了一遍,并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。

随着“西部大开发”战略的实施,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莫高窟,而这对脆弱多病的莫高窟造成了潜在的威胁。她积极寻求国际合作,运用先进理念和高精技术保护敦煌。而另一方面,弘扬莫高窟精妙艺术也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任务。

这时,樊锦诗再一次提出了“数字敦煌”的构想。她深知莫高窟会渐渐衰老直至“消失”,如同人的生命形态变化一般不可阻挡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,她就开始有了把敦煌影像保存下来的想法,无奈当时的技术尚不发达,无法永久保存。数字技术的成熟让这一构想有希望变成现实,此时,她已经70多岁了。

2016年5月1日,“数字敦煌”正式上线。古老的敦煌文化与现代技术相融通,世界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欣赏到敦煌艺术的精美,让敦煌这颗历史的明珠永远焕发出不朽的光辉。

没有彭金章的成全,就没有现在的樊锦诗

有一句话,樊锦诗和好多人讲过:“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。”樊锦诗在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中,回顾了自己与爱人彭金章相濡以沫的爱情,她说:“没有他的成全,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。”

樊锦诗与彭金章是北大同班同学。毕业分配后,她去了敦煌,而彭金章去了武汉大学。头两年一直是鸿雁传书。

两年后,彭金章主动去了敦煌看她。两人无话不谈,但是关于未来,谁也不敢碰触。临别时,他拉着樊锦诗的手,说:“我等着你……”1967年1月15日,樊锦诗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宿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,此后便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。

1968年11月,樊锦诗独自在敦煌一间简陋的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。等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、鸡蛋等物品,几经周折赶到敦煌,已是几天后了。没等到孩子满月,彭金章就不得不返回武汉。

樊锦诗休完产假后去上班,孩子没人带,就把孩子捆在襁褓里。直到有一天,孩子滚在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。幸好她临走时把炉子挡上,才没酿成大祸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!她就去求同事的母亲帮忙照看了半年。半年后,对方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帮忙了,无计可施的樊锦诗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在河北农村的姐姐家。那时候,孩子才15个月大。

1973年,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在武汉出生。面对年幼的孩子、望不到头的分居生活,樊锦诗动摇了。但是莫高窟离不开她!在这个艰难的关头,她又一次选择了坚守敦煌。她只好把老大送到武汉,把老二换到河北。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,樊锦诗把孩子领回了敦煌。可是,孩子在莫高窟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。于是,小儿子7岁那年被送到上海上学,但孩子经常独自跑掉。彭金章不得不把小儿子也接到身边,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儿子的责任。

大儿子渐渐长大,开始写信向樊锦诗诉苦。是时候解决长期以来的分居问题了。为了他俩谁调动的问题,1986年,甘肃省委组织部、宣传部各派一位干部,找到了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。最后,彭金章主动放弃了自己一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,奔赴敦煌。那时,他已年过半百。

彭金章到敦煌研究院后,从零开始起步,主持多项考古发掘。特别是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有了突破性的发现,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。宿白先生曾和樊锦诗开玩笑:“彭金章不错,你瞎忙。”

她曾是愧疚的妻子,为长期两地分居而困扰;她也曾是自责的母亲,为没有好好教育两个孩子而忧心。彭金章知道她离不开敦煌,一生毫无怨言地支持着她的事业,陪她走过风风雨雨。樊锦诗说:“遇上他,是我一生的幸运。”

阅读樊锦诗,就是阅读现代敦煌发展史

敦煌历来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,是古代丝绸之路战略要地。伴随着古丝绸之路兴盛和繁荣的一千年,宗教、文化、知识在此交汇处,东西方文明在此荟萃,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物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融合的产物。

张大千、常书鸿、季羡林、余秋雨……他们先后来到莫高窟,被衣袂飘举、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所征服,去而忘返。

同样被敦煌深深吸引的还有樊锦诗。对考古的热爱让她从上海走到北京,对敦煌的着迷与责任又让她从北京走到大西北,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,走过荒漠和戈壁,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。

樊锦诗与敦煌是不可分的。她一生的事业以及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敦煌,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、参与者和见证者。写樊锦诗这个人,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、研究和弘扬,而只是简单重复网上多次发布的那些报道,就写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。

这里不得不提到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的撰写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。她博学多才、治学严谨,文字透出才气和灵气,这些都让樊锦诗觉得她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学者。樊锦诗与顾春芳相识于2014年的敦煌,一见如故,结下忘年之交。樊锦诗说:“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。”

顾春芳除了整理与樊锦诗的访谈之外,还深挖莫高窟的重要价值和敦煌研究院的重大事件,把樊锦诗个人的命运同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,把她个人和她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结合起来,把她对于文物保护事业的所思所想真实地表达了出来。樊锦诗说,顾春芳“甚至说出了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”。

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既是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,也照应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史,更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历史见证。阅读樊锦诗,就是阅读敦煌现代发展史。

如果说世界上有永恒,那就是一种精神。这么多人来到敦煌,守护莫高窟,每天都要和佛经、佛像照面,他们的精神来自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追求。“坚守大漠、甘于奉献、勇于担当、开拓进取”的莫高窟精神,正是莫高窟人的精神写照。在莫高窟,人文之美、艺术之美、精神之美,永恒闪耀。

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,写着这样一句话:“历史是脆弱的,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,画在了墙上;历史又是坚强的,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,希望她永不磨灭。”

这也是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的出版初衷:为国家、为民族留下这些珍贵的记忆、记录下这些高贵的灵魂。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,记住他们的千秋功业,也会继续坚守他们的精神,并会通过记忆将这份精神传递下去(樊锦诗/口述,顾春芳/撰写)。

(来源:凤凰出版传媒集团)

(责编:冯爱龄、白 翔)